草坪知识
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，曾被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体，实践中也容易陷入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科学论断，深刻揭示“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”的核心要义。走好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进之路，绝非权宜之计，而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，是关乎发展方式变革、人民福祉与民族未来的战略抉择，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深刻把握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进的科学内涵，需坚守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根本遵循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。”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是经济持续繁荣的自然根基，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供给与生态服务；而蓬勃有序的经济活动，则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资金、技术与物质支撑。二者绝非零和博弈，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——协同则和谐共生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文明永续；割裂则竭泽而渔，终将导致生态崩溃与经济停滞。
从时代维度审视，这一路径承载多重深远价值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。”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求，能够培育壮大绿色新动能，形成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的供给体系。这是回应人民期盼的必然举措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，洁净空气、清澈水体等生态需求已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，推动生态与经济互促，正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。这也是彰显大国担当的必由之路。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，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，既是对自身永续发展负责，也是对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贡献。
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，我国已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，积累了宝贵经验。理念引领层面，“两山”理念深入人心，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成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与行动自觉。制度保障层面，从河湖长制、林长制全面推行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断完善，从国家公园体系稳步建立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高悬，一套涵盖源头预防、过程控制、损害赔偿、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四梁八柱日益稳固，绿色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指挥棒作用充分显现。转型实践层面，战略性新兴产业、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，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前列，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加速推进。浙江“千万工程”造就美丽乡村、塞罕坝三代人建成百万亩林海、福建长汀让“火焰山”变“花果山”，还有广西深耕林下经济实现“绿富同兴”的生动实践，都充分印证了“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，生态本身就是经济，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”的科学判断，生态旅游、碳汇交易等新业态正拓宽价值转化通道。
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前行之路仍面临诸多挑战。部分地区仍存在“重经济轻环保”的惯性思维，对“生态就是经济”的内涵理解不深、行动滞后；发展转型阵痛犹存，绿色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不足，中小企业环保成本压力较大，绿色金融支撑作用有待强化；体制机制协同性不足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畅，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机制尚需完善；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更艰巨的保护与发展任务。这些问题，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“压力叠加、负重前行关键期”的具体体现。
面向未来，走好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进之路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坚持系统观念，推动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。最重要的是巩固思想根基，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核心内容，完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，引导树立“算大账、算长远账”的正确政绩观，培育全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。关键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，刚性落实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，推动形成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、生产空间集约高效、生活空间宜居适度”的发展格局。核心动力在于产业绿色转型，要坚持“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”，培育壮大绿色产业，以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全流程改造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让“绿叶子”变“金票子”的通道更顺畅多元。重要保障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，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，发展绿色金融，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，推进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，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。实施中需注重因地制宜，东部着力打造绿色发展高地，中西部在严格保护前提下推动生态产业化，同时加强区域协同与国际合作，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，贡献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。
（作者系求是网求是漫评主编）
